何伊宁：谈孕产破规的自我实践 | 44剧场 回应
“对于母性的归训都被视为为男人控制的势力提供保证的一种手段，这一习俗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大多数社会和政治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石。” 美国女性主义者艾德丽安·里奇在其所撰写的《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母性》书中揭示出母性在父权文化中所表现出的力量与无力，同时她也通过个人的经历、收集的文献和研究欲帮助所有受制于成规的女性做出真实的选择，打破成规。那么将视线转向潘玉良无法生育的现实，以及她短暂作为潘牟“母亲”的9年时光，不禁开始假想她的个体生命体验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产生矛盾时，所展线出的勇气。
一个多月前，伴随着腹中婴儿的呱呱坠地，我诸多身份中也因此增加了母亲这一选项。在家人和阿姨的帮助下，我在逐渐进入到为人父母的角色同时，也尽可能地保持着原先地生活状态，生产之后便迅速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并行推进多个项目之外，完成并主持了一场前后筹备约两年展览的开幕。
此时，回顾自己孕产的全部过程，恰如同经历了一场与母性成规展开的拉力战，对手隐匿在社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影随形。从“没有孩子人生不完整”、“文艺青年这种病，生个孩子就好了”的社会性别偏见，到“月子文化”的礼仪归训，再到“一孕傻三年”的认知绑架，那些根生于父权社会的，对于围绕女性孕育新生命的成规伴随着膨胀的网络消费文化而有加无己。但与此同时，我对女性孕育新生命的不易和艰辛有了真实的感受，虽然孕产体验存在个体差异，但女性在此期间必须面对生理和心理上产生的变化，并一次又一次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地为此耗尽其神。
那么，女性同时作为生育的主体和母性成规的客体，被夹在这双重身份中的“她”是否意识到自己被规训，又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将其打破，且怎样建构自身在孕产过程中的主体性和话语空间等等便成为我在过去一年间不断思考的问题。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我基于科学的调研、与家人的协商和其他方式对涉及孕产的生活、生产方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以最大程度地保持自己作为母亲的主体性。
接下来的文字并不意在从学术角度来切入母性成规的复杂原因和背景（就此里奇的书中已经有了很详尽的分析），而是从我在怀孕、生产以及产褥期的个人体验出发，通过自己在上述阶段争取自主权的实践来回应上述议题。需要指出的是，孕产过程很大程度尚涉及到个体的生理差异，我所有选择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或为准妈妈、或未来将成为母亲的女性们提供不同选择的可能性。
体验喜悦与不安的准妈妈：科学与谗言的博弈
艾丽娜·布劳瑟拉斯（Elina Brotherus），《天使报喜》（Annunciation）, 2011.
伴随着一次次产检的到来，按照28天来计算的孕月使得准妈妈们逐渐开始接受新的时间度量。在这一期间，准妈妈们会通过各种渠道接受一系列围绕着饮食、出行和日常起居的规范，这些规范多数围绕着“不能”展开，借由长辈、朋友、出版物、网络信息以及大量隐藏在消费品背后的渠道传递开来，使得初尝喜悦的准妈妈们随时时刻地陷入到不安之中。
在最初得知怀孕的结果之后，基于各种方面的考虑，我和先生第一时间确定在私立医院生产，并对不同阶段需要产检的项目提前做了综合的了解。与此同时，通过一系列选择，我对自己孕期管理拥有极大程度的自主性，并在整个预期间基本维持原先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状态。
维持饮食习惯（水产蛋奶素），少食多餐，体重控制管理（产后一周内恢复到孕前体重）。
在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做出了整体的评估之后，孕期间前七个月工作和旅行需要飞行四万多公里，包括跨国的航程。
阅读大量与孕产以及相关的育儿书籍、科普丛书，做好迎接新生儿的工作和心理准备。
合理安排工作和学习时间，学会利用碎片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为产后迅速恢复工作状态做准备。
对产后抑郁做到充分的了解，提前分析可能导致抑郁的原因并制定应对计划。
根据自己需求理性消费，避免加入任何母婴群，不下孕产app。
不在婴儿出生前询问性别，提前取好中性的姓名以及无性别差的婴儿产品。
但凡做出决定前和先生沟通，给予对方知情和讨论的机会。
初上产床的女人：与疼痛的抗争
埃莉诺·卡鲁奇（Elinor Carucci）, 《引产》（Induced），选自“母亲”（Mother）系列， 2004.
疼痛是围绕母性存在的永恒的话题。由于不可避免性和可预知性，分娩疼痛的体验有别于其他任何一种生理痛，即便有所准备，大多数女性都是在产床上经历了第一次创伤性疼痛和病人（虽然我一度不认为孕妇是患者）的体验，而男性往往是在意外或走向人生最后一刻时才会经历。虽然近年来产妇自主选择分娩方式的空间不断增多（腰麻、导乐、水中分娩等等），但由于个体的生理差异，在孕期和生产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血型不合、胎位不正、血糖血压高、耻骨疼痛、子宫位置），这些生理因素（我一度因胎儿臀位而被确认为剖腹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她们的选择，同时增加准妈妈生产的压力和困难。此外，我国较为滞后的孕产理念和不均衡的医疗配置也增加了选择的难度。
除了承受身体的疼痛之外，等待她们的还有无尽的等待和无援。在受其他人控制的“不完整的时间内”，病房之外的丈夫和家人成为产妇摸不到的稻草，这在无痛分娩并未普及的中国尤为普遍。在我的个人体验中，即便是无痛分娩和丈夫陪产也并不能完全消除由于疼痛而带来的精神压力。我在生产期间所做出的选择包括但不限于：
提前按照医院提供的生产协议选择自己倾向的生产方式（硬膜外麻醉、丈夫陪产等等）。
由于引产需要，选择了生产的时间。同时，在医生进行引产前了解引产方式所造成的后果。
主动与医生、护士和家人沟通疼痛感受，询问在生产中可能存在的危险，寻求建议和帮助。
措手不及的新手母亲：遭遇礼仪性规训
珍妮·刘易斯（Jenny Lewis）, 《妮古拉与杰迈玛》（Nicola and Jemima），选自“第一日”（One Day Young）系列，c. 2015.
没有女人生来就能胜任母亲一职，产妇在伴随着生产后创伤性疼痛的同时，一方面要面对娇弱的婴儿，一方面还要受到传统月子文化（中国的情况）的全方位影响。大多的新手母亲会在长辈的看护下度过产褥期，由于哺乳和月子传统的绑架，突然缺失的自由和代际之间的矛盾成为这一时期新妈妈面临的重要问题。当然，近些年来动辄几万元的高价月子中心的费用成为当下年轻母亲的时尚选择，不过这同样避免不了她们遭遇礼仪性规训的现实。除此之外，包括“孕傻”这样的经验之谈加深了产妇对产后生活的压力，由于生理和心理双重原因的产后抑郁也与之随行。
从我个人经验来说，由于我个人对产生生活的规划贯穿整个孕期，也因此提前做出了一系列应对产后过渡的决定，因而生活并没有在新生儿降临后发生巨大的改变，同时我对于产后抑郁症的担忧也随之化解。这些决定包括，但不限于：
提前与家人共同学习关于母乳喂养、产褥期科学护理等相关知识。
聘请阿姨照顾新生儿。
快速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合理安排出行和聚会。
考虑到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喂养方法，提前准备辅助器材，如双边自动吸奶器。
遇到外出需要吸奶时主动寻求他人帮助（酒店、机场等其他服务区域）。
家人科学分工，保证个体的生活质量。
回顾受孕至今的310多天，我基于自己的身体情况和心理状态所做出的上述一系列决定都帮助我在愉悦和自由的状态中度过了孕期。需要再次重申的是，孕产无论从科学还是文化角度来说都是一个及其复杂的话题，没有两个女性会拥有同样的孕产体验，除了个体生理差异之外，我们的家庭、经济和知识背景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即便如此，意识到女性在孕产过程中的主体性，并相应的为自己做出选择时，也就松动了成规的母性在阻碍男女平等道路上的障碍。在撰写这篇短文时，我的思绪不断回到二十多年前第一次随母亲参观潘玉良作品展时的经历，在我童年朦胧的记忆中，那也是我第一次对于女性挑战性别框架有了自己的意识，并伴随至今。
汉娜·普茨（Hanna Putz）,《无题，(LL1)》（Untitled）, 2012. （四张配图来自作者何伊宁，这些摄影作品依次为从怀孕到生产后的女性肖像.）
回应者简介
何伊宁（1986），摄影史学者，独立策展人。2010年开始从事摄影及人文类专题、专栏写作，策展，摄影类图书编写及翻译等工作。目前学术研究方向包括“文化认知与摄影表征：1960年之后的英国摄影”、中西风景摄影比较研究等。其策划的展览曾先后在国内及欧洲的博物馆、美术馆、艺术空间和摄影节展出，包括“来自中国的50本当代摄影书”（2015，英国Format国际摄影节）、“虚构叙事的转向”（2016，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节）、“港口与影像：行动中的中国港城影像计划”（2017，中国港口博物馆）等。出版物包括《英国摄影教室》、《港口与影像》、《摄影与旅行》（译著）、《艺术与摄影》（译著，待出版）等等。
44剧场回应方式
我们欢迎不在广州的或者任何有想法的伙伴们以异地回应的形式加入44剧场，向我们投递回应性的创作。你可以回应潘玉良的故事，也回应“潘玉良：沉默的旅程”展览，甚至回应44剧场的工作；你可以拍摄一段自己对这段历史的重新演绎，也可以为我们上传的图像录一段评论音轨，甚至围绕自己作为女性-创作者的钻研和感受做些什么。回应作品的媒介与题材不限。异地回应的作品将通过微信公众号以及美术馆现场展示两种方式呈现，并可能出现在44剧场第二回最终的长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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